【书香太医】人生缘何不快乐，只因未读苏东坡

读苏东坡，是在读一种有趣的灵魂,读一种人生的可能性。

读书的时候喜欢苏轼，‌‌是被他那样一个旷世全才所折服，其诗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，其词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，散文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，书法位列“宋四家”之首，《黄州寒食帖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然而，从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中，读到的是另一个苏轼。有人说，苏轼是苏轼，苏东坡是苏东坡，也许是吧。从那一年的乌台诗案，让他离开了为官十余年的朝廷，踏上第一次被贬之路，他的身后是苏轼，他的前方便是被世人传颂千年的苏东坡吧！

被贬黄州，他开荒种地，自称“东坡居士”，还琢磨出“慢着火，少着水”的猪肉炖法，号称“东坡肉”；虽穷困潦倒，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屈，而是历史的浩瀚与个人的渺小，写下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等千古名句，把苦难稀释。面对贬谪，他吟诵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风雨来了，他不躲不跑，就这样在人生路上慢慢走着，他在风雨中的姿态，就是他对人生态度的最好诠释。

被贬惠州，他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在那蛮荒的岭南，他没有怨天尤人，反而找到了新的乐趣。苦中作乐不是虚伪的乐观，而是一种主动选择，既然改变不了境遇，那就改变看待境遇的方式。这不是阿Q精神，因为阿Q是自欺欺人，而苏东坡是清醒地、主动地重建生活的意义。

被贬儋州，六十多岁的他被放逐到海南岛，在去的路上甚至想着，这一次是有去无回了，那是当时的绝境。去了之后他又开启了生活的热情，‌‌他还写信告诉儿子，生蚝很好吃，“无令中朝士大夫知，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”，意思是叫儿子别告诉朝廷那帮人，怕他们来抢吃，可谓是真正的乐天派，苦到极致，还能开玩笑。他仕途坎坷，一直在贬谪与召回的路上，但无论身居何职，始终勤政爱民。在徐州抗洪、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、在惠州引泉入城、在儋州办学教化，切实造福一方。他还写道：“吾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。”他已经把流放之地当成了故乡。这种能力，我称之为“扎根的能力，无论被抛到何处，他都能就地扎根，活出滋味来。

他还有一种“不记仇”的宽阔胸襟。章惇是他曾经的朋友、后来的政敌，差点害死他，把他一路贬到海南。后来章惇失势，他的儿子写信给苏东坡，求他高抬贵手。苏东坡回信说：“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故无所增损也。”我们四十多年的交情，虽然中间有些分歧，但交情没变。对一个差点害死自己的人，他还能念及旧情、以德报怨。这种胸怀，千年以来有几人能做到？

苏东坡晚年写下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。这三个地方，是他三次被贬的流放之地，是他人生最困顿的时期。他却称之为“功业”。这不是自嘲，把自己的伤口当作勋章，把失去当作获得，是一种精神的升华。其实，如论苏轼“功业”，还当加上一句“杭州密州徐州”。

世人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他们把太多的能量用于抗拒。抗拒平庸、抗拒失败、抗拒失去、抗拒命运的不公。而苏东坡教会我们的是，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，然后在你站立的地方，把日子过好。他在《超然台记》中写道：“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。”快乐不是一种境遇，而是一种发现的能力。

当然，有人会说，苏东坡有才华，可以把痛苦转化为文学，而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个出口。这个质疑也不完全成立，他把痛苦转化为诗，我们也可以把痛苦转化为某种创造——未必是艺术，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对待他人的方式。苏东坡每到一处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“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”，他在为百姓做事中获得了真正的充实，也获得了人生的意义。这些，比任何外在的成功都更能支撑一个人。

我们这一生，总在追逐，总在纠结。为虚名所累，为得失所困，把心绷得太紧，把日子过得太满。总觉得人生多苦，世事多艰，却忘了，心若简单，人间皆是清欢；心若豁达，风雨皆成风景。

后人之所以崇拜苏东坡，不只是崇拜他的词，更崇拜的是：“这个人，在命运的暴风骤雨里，是怎么做到始终笑着、爱着、写着、活着的”。他让我们相信，才华可以输给命运，但精神可以赢过一切。（范玲玲）